全球治理变革的方向：一球两制

2025-11-23 14:43

壹

项羽在巨鹿一战消灭秦军主力，然后进入咸阳，火烧阿房宫，诛杀秦王子婴，这让他对天下形势产生一个错误认知，他已经替代秦始皇，成为天下共主。于是踌躇满志地在戏亭分封天下。

尽管项羽凭借武力推翻了秦朝，但是，他并不明白秦朝何以失败，没有明白天下何以反秦。而这个深层的反秦因素，也可以反项羽。这使得分封天下既是项羽的人生巅峰，也是其迅速败亡的起点。

同样，秦始皇并吞东方六国，在形式上统一中国，是他人生的巅峰，也是秦国迅速败亡的起点。

秦朝仅仅维持了14年便灰飞烟灭，很多人将它的短命归因于秦二世，认为如果秦始皇活着，就不会这样。其实，问题的根源在秦国的法家专制，而秦始皇则又将这种残暴的法家专制推到极致。秦二世、赵高的行为只是其顺延。即便秦始皇不死，秦朝也难逃快速崩溃之命运。

对秦国而言，可谓是成也法家，败也法家。靠着法家，秦国实现快速崛起，并最终兼并六国。同样也正是因为在兼并六国后，将原本在秦国一国实行的法家专制，强行推广至东方六国，激起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于是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天下云集响应。秦朝面临攻守易势，很快覆灭。

即便是刘邦也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问题，但他个人仁义的属性，身边人的提醒，再加上一些策略上的调整，让问题大大延缓了，直至汉景帝七国之乱时才爆发。七国之乱和楚汉战争一样，都是战国时代的延续。

真正终结战国时代，形成稳定的治理模式，是汉武帝。

汉初的陆贾就给刘邦提建议，在治理模式上进行马上和马下的切换。马上模式是基于暴力的法家专制，马下模式则是中国传统的，基于仁义、义理的仁政。马上模式只可取天下，而不可治天下，唯有马下模式才可治天下。因此在天下平定之后，就需要进行切换。

尽管在刘邦时期未能真正实现这种切换，但是他真诚地接受了陆贾的建议，并且为此后的汉武帝的切换打下了基础。

后来贾谊在《过秦论》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直至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并被采纳，“陆贾切换”终于完成。

至此，从春秋到战国，长达500多年的大混乱终于结束。继夏商周三代的礼乐模式之后，中国也终于迎来了新版的基于仁义的，仁政式的治理模式：儒法模式。三代的礼乐模式维持了大约1500年，而汉武帝之后的儒法模式维持了2000年，直至辛亥革命被废除。

汉武帝所完成的“陆贾切换”，其实质就是在治理模式上接续传统，向三代的仁政模式回归。其具体落实就是“罢黜百家，表彰六经”。

三代的礼乐模式，和汉武帝之后的儒法模式，只是外在形式不同，而其内核则是相同的，都是基于义理的仁政。三代是分封制，而汉武帝后的儒法制则消灭了诸侯国，实行了郡县制。

这里的奥妙是，仁政是高度超越和抽象的，可以适用于任何的制度形态和经济形态，可以注入任何的制度形态和经济形态。当任何的制度形态和经济形态，一旦被注入义理内核，它就是变成了义理式的、仁政式的。对此，将在第三部分进行更详细的解释。

在三代的分封制中，各个诸侯国都是独立的，只是其他诸侯国愿意接受天子国的领导，然后在其领导，基于义理的原则，形成共识，以这些共识，制定一些各国都愿意接受的公约。这些公约就是所谓的“礼乐”。天子国也是诸侯国的一员。

在汉武帝之后的郡县制中，独立的诸侯国消失了，而变成了郡县，接受中央政府的指令。但对人民则向在三代时期的礼乐制一样，以义理为本，充分尊重其独立性，不做过多的强制性规定，以礼乐教化为主，以刑政强制为辅。这就是著名的“礼乐刑政之辨”。

也就是贯彻孔子说讲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是法家专制，“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是仁政。

尽管都是郡县制，但是汉武帝之后的郡县制和秦朝的郡县制有着本质不同。秦朝的郡县制是缺失义理的，是暴力专制。而汉武帝之后的郡县制则是被注入义理内核，是仁政。

如果只看到郡县制的外表，而看不到其内核的切换，就会对历史形成错误的认知和判断。譬如，东汉班彪的一句“汉承秦制”就给后人带来极大误导，认为汉朝郡县制和秦朝的无别。以致于清末的谭嗣同发出“百代皆行秦政治”的悲愤和哀鸣。

受日本明治维新的误导，有些民国学者更是直接将儒家当成皇帝独裁专制的帮凶，认为儒家文化就是专制文化，需要彻底否定和打倒。于是就发生了“打倒孔家店”，并将汉武帝的“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篡改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这时在搞思想专制，用“独尊”二字来强调这种专制性。

其实汉武帝所罢黜的并非百家思想本身，而是朝廷所设的研究百家思想的博士官位，而只保留研究儒家的博士官位。就是研究儒家之外的百家思想，朝廷不再发钱补贴了，至于你是否还继续愿意研究，那是你的个人自由，朝廷是不管的。

事实上，百家学的兴起和繁荣，恰恰就是出现在汉朝，现在所能看到的百家经典的最初版本，大都也是来自汉朝，由汉朝的学者所整理和文字化，甚至有些是汉朝人假托伪造。

现代有些学者也是因为未能搞清儒法制中的儒法关系，而提出了一个“外儒内法”、“阳儒阴法”的概念。说儒家不过是摆在外边给人看的幌子，目的是掩盖和粉饰里边的的法家专制。

但是，中国的义理文化是通过实践和人民来传承的。学者们在学术圈可以任意打倒孔家店，否定四书五经，但是无法阻碍在实践中，人民对义理文化的传承和坚守，无法撼动“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民本思想。

而共产党在实践中又是奉行“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因此，也就成为义理文化的优秀践行和继承者。这就是传统上所说的“行道”、“有道”。道就是义理。

相反，国民党则因受日本明治维新影响太重，迷信西方文化，走资本主义路线，脱离中国的实际，脱离人民，从而背离了义理，变得“无道”。这是其失败的真正根源。

贰

之所以要回顾这段历史，因为当前的全球秩序、全球治理，也正面临着秩序模式的切换。对于这种切换，国际官方的正式表述是，反对霸权主义，主张多边主义。

霸权主义式的全球秩序，是自所谓的“大航海”以来的500年间，由西方所逐渐建立。目前美国是这种霸权主义秩序的领导者，也是多边主义秩序的主要打击对象。

从其本质看，西方所奉行的霸权主义，和秦国、秦朝所奉行的法家专制非常接近，其核心都是基于暴力硬实力的强制专制。事实上，在当下的中国舆论场，也经常套用陈胜的“天下苦秦久矣”，来谴责美国：天下苦美久矣。

而美国基于霸权主义成为当今全球“共主”，则是苏联解体之后的事情，至今也不过区区30多年。

二战之前，西方世界的领袖都是西欧国家，从最初的西班牙，到荷兰，再到日不落的英国。二战之后，美国替代英国，成为西方领袖，但是，此时共产主义苏联却也在全球与之分庭抗礼。陷入冷战的世界一分为二，美国也只是资本主义那一半的“共主”。

苏联解体之后，美国所领导的霸权主义实现了“统一全球”，这让它一度大喜过望，忘乎所以。产生了秦始皇“统一中国”，项羽分封天下时的幻觉，认为自己的“统一”牢不可破：“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所以，“历史的终结”这种现在看来非常浅薄无知的说法，一度在美国大行其道，并盛行全球。

现代很多人说，是中国的“战忽局”忽悠了美国，为中国的崛起提供了掩忽。实际上，真正忽悠美国的恰恰是美国人自己。譬如这种历史终结论，说人类演进的历史被美国终结了，美国的制度是人类最好的制度，美国也将永远领导世界。

其实，美国“统一全球”的时刻，也是其快速崩溃的起点，一如秦始皇“统一中国”时，项羽分封天下时。

美国统一全球，导致了三个结果，而这三者的结果却是一致的：迅速削弱美国霸权的力量，同时又迅速增强全球反美国霸权的力量。

第一个结果是，盲目的自信和乐观，让美国快速推进全球化，中国籍此快速强势崛起。

事实上，人类的真正意义的全球化，也正是在美国统一全球之后所出现的。当然这个全球化，主要是经济上的。一方面，全球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另一方面，在生产端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上，也是实现了全球分工。

事后看，中国是最适合全球化的国家，没有之一。而且中国适应全球化的能力，相对其他国家，包括美国，是碾压式的断崖式领先。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推动的全球化，实际就是在为中国做嫁衣。

正是在这个期间，中国发展出了人类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其制造业的产值已经接近全球的三分之一，远远超过G7总和！这构成了中国硬实力的基石。

中国的崛起也带动了其他全球南方国家的崛起。

第二个结果，也是源自美国所推动的全球化，就是和中国相反，美国却出现了去工业化，出现产业空心化。另一方面，金融也却高度发达。这就是所谓的脱实向虚。

总体来看，美国适应全球化的能力是很弱的，尤其是传统制造业，几乎被摧毁殆尽。摧毁的根源是，它们的全球竞争力太弱，尤其是相对于中国的制造业。但是，他们没有话语权。美国的话语权掌握在华尔街和硅谷手里。华尔街是金融资本的大本营，而硅谷则是新兴的信息产业的聚集体。

更准确地说，美国适应全球化能力，以及这种能力所导致的全球化的结果，是两极分化的。华尔街和硅谷适应能力强，是极大获益者，而剩余的美国则适应能力弱，成最大受害者。但是，华尔街和硅谷却控制了媒体和政界，媒体只说华尔街和硅谷，让人错误地感觉到，华尔街和硅谷就是整个美国。

这使得美国去工业化的问题长期被掩盖。不仅如此，华尔街还认为去工业是好事，因为去掉这些低端无效的产业，美国将集中在高端有效的产业上，于是整个美国就变得更高端有效。

从这个意义上说，华尔街和硅谷，就是美国最大的“战忽局”和“宦官集团”。

工业能力是硬实力的基石，美国所出现的去工业化、产业空心化，说明美国的工业已经事实上崩溃。当硬实力缺失基石时，美国的霸权也已经陷入事实上的崩溃。

这个当年苏联的产业空心化本质上是相同的。苏联的产业空心化主要表现在，重工业发达，而轻工业畸形地落后，以至于在70、80年代发生了日用商品的严重短缺。

以现在美国的工业能力，和苏联一样，也是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短缺之所以没有发生，因为它可以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大量进口。所以，美国的短缺就表现在巨大的贸易逆差上。

搞笑的是，美国却怪到为其提供商品的中国头上，大喊要和中国脱钩，中国产能过剩，然后大家关税。好吧，你就脱吧。脱了之后，你的短缺马上就会出现。然后自己害怕了。这么一折腾美国的物价马上也就上来了，这是短缺的隐性表现。

第三个结果是，全球反霸权意志的统一和强化。

近代以来，虽然全球所有的非西方国家都曾经遭遇西方的侵略殖民，非洲和美洲尤其悲惨，但是，真正拥有抗击西方霸权的独立意志的，唯有中国。具体表现是，唯有中国有百年耻辱的概念。对100多年前的事，中国依然铭记在心。

事实上，“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中国学习西方技术，发展工业化的初心。尽管清政府崩溃之后，说法上有所改变，但这个初心依然没变。民国之后，不再称西方为蛮夷了，但美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实质和蛮夷相同，都是缺失义理、不讲理。

从中国自身的历史逻辑看，当中国实现崛起后，说明“师夷长技”的阶段结束，而进入“制夷”的新阶段。现在的“制夷”，主要就是抗击美国霸权主义，在全球推进多边主义。

当中国成为全球绝大多数国家的第一第二大贸易伙伴后，中国和他们也发生了密切的交往。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能够直观体味到中国的义理模式和美西方的霸权模式的不同。中国的经济模式和贸易模式也是义理式的。

中国所倡导的以尊重内政为核心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逐渐被他们所接受，其维护自己尊严和主权独立的意志在逐渐强化。这使得他们对美国霸权的容忍度降低，反抗意识在增强。

现在中国和俄罗斯顶在最前面，其他全球南方国家紧随其后，一条全球化的反霸统一战线，已经清晰可见。

同时，在对中国收割不动时，美国开始企图收割其盟友，这使得美国和欧盟之间，甚至和日韩之间，也开始出现裂缝。加拿大现在已经直接喊出摆脱美国依赖，也改善和中国的关系了。正在向全球反霸统一战线靠拢。

被尊重、独立和公平，乃是人性之内在的固有属性，也是独立的主权国家之固有属性。只是其他国家的这种属性隐而不彰。在中国的长期影响下，这种属性在逐渐增强和现象。在这种情况下，而美国的霸权主义统一全球，必然会遭受全球的联合反对。这就是贾谊所说的，“统一中国”后的秦朝所面对的“攻守易势”。美国所面临的攻守易势已经发生了。

叁

目前国际上所通行的多边主义，是一种形式化的描述，比较空泛、空洞，必须注入义理内核，方能充实和落地。

之所以说，多边主义空泛、空洞，因为它着眼的国与国的关系，强调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尊重。而国家则是整体概念、抽象概念，因为就国家自身而言，它是无法感知尊重还是不尊重的，能够感受到尊敬不尊敬的，是具体的个体的人，或者。而国家不过是个人的集合。

因为无论一国之内的秩序，还是国家间的秩序，都应该是以个体的人为基石的，以人心人性为基石的。这也是义理秩序的核心特征。这种秩序模式表现为《大学》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治国、平天下。

所谓的全球秩序、全球秩序，实际就是“平天下”。

从整个人类历史看，唯有中国传统的义理秩序，中国固有的仁政，是以真实的人心人性为基石的。同时，也只有以真实人性为技术的秩序，才是真正良性的、稳定的、可无限扩展的。

因此，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国家之间的全球，要真正建立良性的、稳定的、无限包容和扩展的秩序，必须以真实人性为基石。而这样的秩序模式只有一个，就是中国传统的，在中国已经存在万年之久的义理秩序、仁政。

这意味着，中国之外的所有国家，都应该学习和引入中国的义理的概念和文化，学习中国的四书五经。因为中国传统的经学，就是教人正确认知人的心性，并且帮助和促进心性能力充分发育、发挥的学问。所谓秩序，义理秩序，反而是人人都实现心性独立后的一个自然效果。

义理秩序是基于人心的，而人心则是高度抽象的，也是人类最抽象的概念，比数学意义上的抽象还要高一个级别。数字、数学在“心物之辨”中属于物的范畴。

之所以说“心”是最抽象的，因为它是对思考活动的抽象，心就是指思考功能，或者能够发出思考活动的器官，这个器官不是生理上的，而是虚拟的、软件意义上的。

心是思考本身，而物则是思考的结果，同时也是思考之外的一切东西。人心之外的任何东西，既是人心思考的结果，也是人心思考的对象。

举个例子来说明心物之别，心和物之间的界线。

当你在思考时，一旦有了一个判断，这个判断本身就是立即脱离了心，而成为物。因为判断也是思考的结果。推而广之，任何知识、思想、理念，理论都是物；任何的制度、法律都是物；任何的宗教都是物；任何的物理上的物也当然都是物。

即便是物理上的物，人对它的印象，也是人心思考认知的结果。这就是王阳明所说的“心外无物”。

中国的义理秩序是基于人心的，而人心是最高级别的抽象，超越任何外物，这也就决定了义理秩序具有无限的适应性、无限的包容性，可以适应于任何的制度形态和经济形态，也可以适应于任何的宗教形态。

上文已经指出，三代时，诸侯国保持独立的分封制，是义理秩序。同样，汉武帝之后的郡县制，也是义理秩序。也就是说，义理秩序既适应于分封制，也适应于郡县制。

现在的中国，既学习和引入了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主要是改开前。而改开后，又开始向美国学习，引入其市场经济的因素，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因素。其根源就是在于，义理依然是中国的制度内核，它是超越制度的，因此，二者皆可适应。

但是，无论是引入苏联的共产主义因素，还是引入美国的资本主义因素，也都将其中国化了。这个中国化，为其注入了义理内核。被中国化的，注入义理内核的共产主义，其重心就不再是共产主义了，而是义理、仁政。同样，被注入义理内核的资本主义，其重心也就不再是资本主义，而是义理、仁政。

因此，尽管当前的中国社会共存主义和资本主义因素皆有，但它们又皆非中国社会的核心特征。中国社会的核心特征是什么，是处于深层的，作为抽象内核的，中国所固有的义理、仁政。

不仅大陆之内共产、资本因素皆有，而且中国之内，还是“一国两制”的，香港、澳门直接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未来的台湾也是如此。而连接大陆和港澳台的，依然是深层的义理，在具体表现上则是相关的制度和法律设计，而这些制度和法律的深层则是义理。

中国之外的任何国家都做不到这一点，无法融合共产和资本因素，更无法做到让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共处于一国。因为他们缺失义理的概念和文化，无法实现对制度的超越和包容，陷入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之争。

中国能够实现多民族和多宗教的和谐融合，也是因为义理文化，因为义理也是超越民族和宗教的。

尽管当全球秩序实现去霸权化，实现从马上到马下的切换后，也是义理秩序，但在具体制度上又将是“一球两制”的。在中国之内是郡县制，而在全球，则是国家保持独立的分封制。

肆

对于分封制，现代人的理解是有问题的。事实上不仅是现代人，这种问题可能从西周之后就存在了，所以也不能怪现代人。

问题在哪里？在于认为，诸侯国的存在，是天子分封的结果。天子有权力把任何一个区域分封给任何他想封的人。也就是说，他能够创造出一个崭新的诸侯国来，诸多诸侯国的存在是天子分封的结果。事实并非如此。

从甲骨文看，封的本义是这样的。

在上古结绳而治的时代，那时政府尚未出现，公共事务的实现需要通过契约、公约来实现。结绳就是契约，而且是最原始形态的契约。

那时系统化的日历也尚未出现，每一天都是散的，因此多人间的日期约定就变得非常困难。而公共事务的一个核心要素就是，在所有成员间实现日期约定，约定在未来的某一天，都到某地聚会。

怎么才能实现在没有日历情况下的日期约定呢？古人想出的办法，用结绳建立一个约定日期的公共契约，就形成一个原始的临时性的日历，然后所有成员都执行这个公约式日历。

譬如，如果约定10天到某地集合。参与此项公共事务的所有成员，都会持有一个打着十个绳结的绳子，然后每过一天，在太阳刚刚落山的黄昏时分，所有人都同步解开一个绳结。绳结为零的那一天，就是出发的日子。

但是，要保障分布在不同地方的所有的人，都每天同步解开一个绳结，也不容易。因为往往会有人出现漏解、错解。而要确保所有的人都能准时赴约，就需要确保每一天所有的人都能正确解开一个绳结。为做到这一点，也发明很多措施，这些信息都保存在相应的甲骨文中。

譬如分区和巡狩。分区，就是将整个公约覆盖的区域，分成很多小区。每个小区安排专心可靠的一个人，它专门负责解绳结，如果这个小区内谁忘了该解哪个绳结，就向他询问。这个人就是守。巡狩就是整个公约区的总组织者，定期去对各小区的守进行巡视检查，看看他们的绳结是否正确，再加一层保险。

这意味着巡狩和管理上分区，在政府没有出现之前的上古结绳时代就出现了，属于结绳机制的组成部分。

同时，出现了“丰”的概念。封字的甲骨文就是丰，后来加手字符成封，寸是对手字符的后来演变。加手字符，是在强调，采取措施去达成丰的状态。

“丰”是用结绳符号造出来的结绳文字，而且是基于结绳日历场景的。其原始含义是指，当在解一个绳结时，参与公约的所有成员都正确解掉了，没有一个人错解惑遗忘。也就是说，正确解绳结的人数达到了最大值，就是丰。

丰也是夆的本字。夆的甲骨文和金文是上止下丰，意思是奔向丰，到达丰。而夆则有是峰的本字。因此，丰也是峰的甲骨文和本字。峰指最高的山，也有最大最高之意。

封是帮助丰的状态的实现，即帮助公约区内所有成员都能够准确解开绳结。当公约的组织者在为成员提供帮助，进行巡查的过程中，首要的工作就是确认公约区的边界在哪里，否则就很容易漏掉。封就是让公约区边界内的所有成员都正确地解绳结。

所以，封有边界、疆界之义。而边界的闭合即为封闭。

注意，封的疆界之义来自结绳日历机制，它不是象形字，丰也非是对树的象形。郭沫若将封解读为通过栽树来标志疆界是忘形生义的结果。后人的确有用树来做边界的做法，但这个和封字无关。

而且，栽树做边界，一般是在两方之间，不会出现闭合的封的情况。而封则是为方便内部管理，自我设定的单方疆界，并不涉及另一方。因为上古中国是地广人稀的，如果不确认边界，很容易漏掉成员。所以，封不仅是疆界，而且是封闭的疆界。

当确认边界后，这个公约区也就是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管理区、文化区，但此时尚没有政府，没有正式的权力，也没有国家。

这也意味着，上古中国的聚落、部落、氏族，是基于契约、公约的，也是基于义理的，而非基于血缘的，宗教的，也非基于经济利益的。从甲骨文字形看，所有的表示区域的字，都是这种基于公约的结绳文字，说明这些区域也都是基于契约公约的。包括：氏、乡、村、邑、城、国、邦等。以后我将逐字给大家详细解释。

当政府出现后，就出现了基于政府的国家，就是诸侯国。而诸侯国的成立，则需要天子国的确认。天子国确认诸侯的标准就是，你原来是否是有疆界的，有封的公约区。如果，是原来有封的公约区，就以这个公约区的领导者为“侯”。事实上，从甲骨文字形看，侯的含义就是有管理区域的大人，也就是说，这个大人就是公约区领导者。

这样，封就衍生出天子分封的封。最初的分封，并非天子主动的封，想怎么封就怎么封，而是被动的，依据原本存在的封而封。但是到了后来，封逐渐成为天子主动的封，成为天子的决定和赐予。因此，这种主动赐予式的封的确也出现了，尤其是周朝之后。

即便是周朝，被动封的因素依然存在。譬如将宋国封给微子启，因为宋国是商族的故地。而宋国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管理和文化区。

所以，分封的原始含义是，对原本已经存在的，拥有边界的公约区、文化区，予以认可，让其成为独立的诸侯国，独立的国家。这些诸侯国的产生和存在，并非天子主动赐予和设计的结果，而是历史的延续。

从这个意义上说，二战之后，原来西方列强的殖民地，纷纷成立独立国家，这个过程也是一种“分封”。因为这些国家，也是以历史上所存在的文化区、民族区为基础的。

按现在的国际法和全球共识，国家主权是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在国家主权之外，不存在任何权力可以指挥国家。如果一个国家接受主权外的权力的指挥，就被认为是损害主权、卖国。

因此，国家间的秩序，全球的治理，只能通过契约、公约的方式来实施。而三代时期的礼乐模式，就是怎么一种国际治理模式。现在只需将其扩大至全球即可。

总后总结一下。

中国和人类历史证明。唯有以人性为基石的秩序和制度，才是良性、稳定和可持续的好秩序和制度。而自古以来，中国的秩序和制度就是基于人性的义理秩序。

目前全球秩序正面临从美国主导的霸权主义向多边主义转型。

多边主义是一个空洞概念，需要注入中国的义理概念才能充实。中国夏商周三代，是分封制时期，那时基于义理的礼乐制，其实就是多边主义的。多边主义只是其效果和外表，其内核则是心性和义理。

因此，全球向多边主义转型，实质就是向义理模式、仁政模式转型。也就是陆贾所说的从马上到马下的切换。

尽管在去霸权化之后，未来的全球秩序将都是义理式的，中国也将是受众国尊重的“天子国”，起到领导作用。但是全球的义理秩序，和中国之内的义理秩序又有所不同。中国之内是服从中央管理的郡县制。而在全球，则是基于公约的分封制。这就是“一球两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