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为何不趁朱元璋、张士诚等人厮杀时，在长江天险建立防线

2025-10-24 05:19

在1351年4月，河北与河南地区首先出现大规模红巾军起义。随后，黄河以及长江区域，几乎同期产生多种地方性反抗元朝的力量。

南方地区，徐寿辉、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等势力在长江一带快速扩展，彼此之间为控制地盘展开激烈对抗。与此同时，长江以北、黄河周边北方反抗力量一度推进到元朝首都北京附近，不过那时他们的作战能力有限，还未对元朝政权构成致命冲击。

1367年10月，朱元璋通过武力清除长江南部张士诚、陈友谅等割据集团后，立即命令徐达、常遇春带领25万明军向北进发，启动系统性的北伐行动。次年2月，朱元璋在南京正式登基，建立明朝，年号洪武。同年10月，常遇春指挥的15万明军主力成功攻占元朝首都北京。至此，元朝对中原汉地的异族控制持续98年，最终结束。

然而，一个引人注意且学者常讨论的问题是，朱元璋在北伐前，已与陈友谅、张士诚等南方集团在长江区域作战近10年。在此期间，元朝中央仍掌握北方大部分土地，保有约三分之二的军事资源，并利用中原地势与黄河、长江天然屏障，为何不抓住时机，在长江北侧构建江边防线，坚决阻挡南方力量向北扩展？

根据后期挖掘的历史记录，元朝中央当时未采取此类措施，也无此计划，主要源于几个方面因素：

首先，制度极度衰败、经济大幅衰退，以及各级官员怠于职守、胡乱行事。

到1350年，元朝中央财政收入已连续10年大幅下滑。北方反抗力量的突然增多，对长江北侧黄河区域农业生产造成巨大破坏，水渠废弃、田地废弃、民众流离、劳动力减少，进一步恶化元朝集团本已紧张的财政状况。因此，那时元朝中央缺乏资金、能力，也缺少意愿来组织资源，在长江北侧设立坚固的江边防线，直接对抗南方反抗力量的北进。

其次，国家政治与经济控制体系脆弱且中断。

那些最初效忠元朝的部队，尤其是装备先进的蒙古骑队，在与地方反抗力量的持久对抗中，由于逐步失去中央在经济上的有力援助和政治上的有效监督，开始转向地方化、流散化以及军阀化方向。例如，李思齐、张良弼、察罕帖木儿、孛罗帖木儿等元朝军事核心人物，也逐步转向拥兵自治、分割地盘的被动状态。元朝中央实际能完全管理的区域，仅限于北京及其附近地带。

第三，更关键的是，从1358年后，元朝中央内部权力冲突与家族内斗进入激烈、僵持且公开阶段。

从1360年至1365年的5年间，元顺帝孛儿只斤·妥懽帖睦尔与其长子爱猷识理达腊的宫廷职位争夺，几乎使北京陷入混乱。在此背景下，一些原本守护朝廷的卫队与内卫部队，因政治立场和利益差异，分成对立的两大阵营，随时可能为各自一方展开决斗。

同时，元顺帝与长子间的权力争夺，还引发北方各主要军阀集团间的大规模冲突，其激烈度和对社会经济的破坏程度，不亚于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间的对抗。

1368年6月，当徐达、常遇春的北伐部队进入河北，准备包围北京时，元朝北方军阀间的冲突仍未停止。正因如此，北伐部队所经之处，元军抵抗极弱，几乎可忽略。成建制投降成为元朝政府军的主要选项。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间接导致北方元军对明军作战乏力，即其军人民族组成以及军官作战理念与思维方式的高度本地化。

元朝晚期，元军主力已非早期那种锐利的蒙古轻骑部队，而是以汉族士兵和将领为主、带有浓厚雇佣特征和汉军文化印记的准军阀力量。

即使那些仍保有部分蒙古军人比例的精锐部队，如王保保、察罕帖木儿、孛罗帖木儿率领的蒙古核心军，从军官到士兵，也基本融入本地习俗。他们食用汉地食物、着汉式军装、改用汉姓（如王保保）；一些高层军官甚至仿效汉人，建造华丽住所、娶多位妻妾、追求奢侈生活。

此类部队，自然不再具备元军初入中原时的那种主人翁感和义务感，他们处理事务时，首先考虑的是个人存续与部队出路。

当徐达、常遇春的北伐部队势头强劲地跨越长江、进入中原、直指北京时，他们首要行动是如何尽可能保留实力。因为保有实力，即便投降明军，也能获得谈判优势。这样的部队、这样的军官理念、这样的战略思路，元朝的维持与延续还能有希望吗？

因此，元朝的灭亡，表面似天命，实际源于人为因素。当然，若不计民族差异，汉族领袖朱元璋建立的明朝，在其300年后崇祯时期面临崩解，其政治变化路径与元朝集团的失败过程，又有何根本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