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提出“崭新阶段”与 “第三里程碑”

2025-07-25 14:55

林彪率先提出了“崭新阶段”的概念，并对“时代”进行了独到的定义。

“当前，马列主义即是我们所倡导的毛泽东思想。它如今屹立于思想领域的最高峰，是时代的思想巅峰。”这是他首次提出“最高峰”与“顶峰”的理论观点。尽管林彪同志在表述中加入了“现在”、“今天”的限定语，但马克思列宁主义本身是否认绝对真理的，它始终坚信事物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仅仅是为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而后来者“应在各个领域推动这门科学不断前进”。林彪同志的这一观点引发了党内众多干部及理论界的质疑与抵制。在那个时期，党内生活尚较为民主，这些同志得以在适当的场合表达他们的看法。

1966年12月16日，林彪于《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明确提出：

毛泽东同志堪称当代最为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以其非凡的才华和独创性的思维，全面地继承、坚守并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将其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毛泽东思想，正是在帝国主义濒临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迈向全球性胜利的伟大时代，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进行了深刻的发展与创新。

尽管林彪将其描述为“崭新阶段”，然而他对于“时代”的界定却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迈向全球胜利的时代”。这一表述与后来所提出的“第三里程碑”中对“时代”的阐述如出一辙。“时代”与“第×里程碑”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对于“时代”的理解，是判断毛泽东思想属于“第二里程碑”的组成部分，抑或“第三里程碑”的依据的关键所在。

在“文革”胜利在望之际，毛泽东毅然决然地同意宣布“第三个里程碑”。

“全面内战”

1966年9月，"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了工农业领域。12月4日至6日，在林彪的主持下，政治局会议否决了国务院拟定的工矿交通企业文化革命座谈会汇报提纲，并采纳了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9日，这一文件在毛泽东的批准下正式发布。紧接着，15日，《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亦告发布。至此，"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全面铺开。数据显示，1966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同比上升了13.4%。毛泽东坚信，即便没有掌握政权的领导和管理，生产也不会受到影响，他还认为通过"天下大乱"，可以"达到天下大治"。这两个文件的发布，不仅确认了自八九月以来的"天下大乱"局面，更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这一混乱态势。

12月26日，正值毛泽东主席73华诞之际。于其私宅设宴款待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们，举杯之际，他言：“愿全国上下掀起一场全面内战的狂潮！”闻此言，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们皆感困惑，内心震惊不已。随后，他们在《人民日报》及《红旗》杂志的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中，将“全面内战”一词替换为“全面阶级斗争”。

12月29日，毛泽东于中南海丰泽园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与会者中，包括当时正承受批评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及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甚至那些因犯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而多日未曾参与中央领导工作的刘少奇与邓小平也悉数出席。会上，毛泽东发言指出，资产阶级正在对我们发起了全面内战。他指出，十七年来，资产阶级已潜入我党内部，而我们却浑然不觉。他强调，我们必须对他们展开全面反击。他的言辞简短而严肃。在大家进行讨论之际，毛泽东把握时机，再次提及“全面内战”一词，反复三次。由此观之，他的讲话显然是事先准备妥当的，态度主动，不让他人的发言偏离主题，亦不让其拖沓冗长。

毛泽东称“全面内战”按计划展开。

批判刘少奇的运动正在进行。12月18日，克服了反对意见，成立了“王光美专案小组”。同日，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传达室接见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指使他公开煽动打倒刘少奇、邓小平。25日，蒯大富带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5000人上街游行，大量张贴“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标语。同时，中南海的工作人员在戚本禹出面组织下对刘少奇进行批斗 （1967年1月2日、12日，4月6日）。1967年3月21日，冲破阻力决定将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并入王光美专案小组“内查外调”。4月10日，清华大学组织30万人斗争王光美，数百名领导干部陪斗。江青出主意，让王光美穿旗袍，戴“项链”，肆意进行人身侮辱。

“群众运动已全面展开，任何弊端皆可弃之。我们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抱有信心。”“要消除修正主义并非易事。”“预计在接下来的二、三、四月间，将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但若要彻底解决问题，可能还需等到明年二月或三月，甚至更长的时间。”

文革小组取代了政治局

北京、上海、东北及天津。短短两个月间，北京、上海、东北的问题已基本解决。按照此速度，不出一年，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问题也将得以解决。事态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预想的那样：“文化大革命”，首年发动，次年开始观察成果，第三年则收尾。

仅凭组织层面的夺权尚不足够，思想层面的夺权亦势在必行。5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讨，并由毛泽东亲自审阅三次的编辑部文章——《〈修养〉的实质：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虽未明指其人，但已对刘少奇进行了公开的点名批判。自此，各类报纸与杂志纷纷跟风，对刘少奇的著作进行连番的猛烈批判。

“要坚定地支持造反派，尽管他们人数不多，也要给予坚决的支持。”自此，形势发生了急剧转变。

自2月25日至3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怀仁堂连续举行了七次“政治生活批评会”。在这些会议中，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人以“资产阶级复辟逆流”的罪名，对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老一辈革命家进行了猛烈抨击。直至这些资深同志及周恩来不得不进行自我批评，会议方才告一段落。原先，中央文革小组参与的是由周恩来主持的、部分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等领导同志参加的碰头会。然而，此后此类碰头会改由周恩来单独前往中央文革小组的办公地点——钓鱼台17号楼进行。尽管名义上由周恩来牵头，但他在面对众多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却显得势单力薄。自此，中央文革小组逐渐取代了中央政治局的位置。

三月，相继举行了军级及以上干部的会议，以及中央军委的扩大会议。20日，林彪发表了重要讲话。紧接着，4月12日，江青发表了题为《为人民立新功》的演讲。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亦在会上发言，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批判，并对“二月逆流”现象予以谴责，旨在统一军队高级干部的思想认识。与此同时，中央文革小组将内部的斗争情况公之于众，引发造反派纷纷响应，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各地纷纷抓捕“小谭震林”，并倒了一批干部。

“揪叛徒”

伴随“政治生活批评会”的召开，3月16日，中央发布《关于发布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变节资料的批示》，自此全国范围内“揪叛徒”运动迅速展开。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亦觉不足，特地接见了高等学府中的造反派首领，特意就“揪叛徒”议题进行深入讨论。尽管资产阶级路线即便被冠以“反动”之名，依旧被视为工作问题，不足以将刘少奇定性为敌我矛盾，予以彻底打倒。然而，叛徒则截然不同，他们历来被视为敌我矛盾，足以致人于死地。

1936年与1937年间，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同志得以重获自由，虽是刘少奇同志的主张，但这一决定是在延安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讨论与批准下实现的。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同志，对此事提供了证明并承担了相应的责任。即便如此，某些势力仍企图将刘少奇同志彻底打倒，使其永无翻身之日，对此问题不遗余力地追查到底。实际上，当时所谓的“叛徒”问题，我早已向组织进行了说明，并且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的审查，这早已是定论已久的老问题。康生同志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曾担任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他对这些情况了如指掌。此刻，康生同志与高校的造反派头目进行谈话，正是为了深入推动“揪叛徒”的行动，制造强大的舆论攻势。

5月16日，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六一六”战斗队公开发表了大字报，对周恩来同志进行攻击和诬陷。与此同时，北京钢铁学院的“五一六”战斗队亦效仿此举，通过大字报对周恩来同志进行指责和污蔑。自“文革”开始以来，众多被打倒的干部，往往都是先有群众通过大字报进行指控，随后中央文革小组介入并发表支持意见，从而形成既定事实。此次事件又将如何发展，众人心生疑问，纷纷拭目以待。

“分发文革小组各位同志审阅，存档。”面对这样的困境，周恩来的处境愈发艰难，仿佛是在雪上加霜。

“四个伟大”

“文革”的演进，恰如其分地迎合了毛泽东的愿景：“打乱敌人阵脚，巩固我方阵营。”“天下大乱，方能实现天下大治。”在5月1日欢庆劳动节之际，毛泽东特意安排因“二月逆流”事件而受到指责的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登上天安门，这一举动被周恩来誉为“五一团结”。周恩来特地撰写了一封亲笔信，提醒他们切勿因“五一团结”而误判形势，否则，“恐怕又要迎来新一轮的反复”。他指示秘书周家鼎逐一送达信件，并要求这些同志阅后销毁。

在同一天，《人民日报》于头版刊登了林彪的亲笔题字：“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这是“四个伟大”首次以公开形式出现。5月4日，全国首座毛泽东主席的巨型雕像在清华大学二校门的遗址上隆重揭幕。全国各地纷纷响应，竞相效仿。自此，林彪于1966年5月18日讲话中提出的“大树特树”理念，不仅演变成一句口号，更成为“红海洋”运动中的一项具体行动，迅速在全国范围内风行开来。

首次提出“第三里程碑”。

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制定的这一辉煌的历史文献，创新性地推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体系，圆满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革命实践问题。

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奠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列宁与斯大林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成功解答了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所面临的一系列难题，并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与实际探索。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了创新发展，解决了当代无产阶级革命中的诸多关键问题，并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如何进行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与实践方面取得了突破。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三大里程碑。

这标志着首次清晰地、直截了当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并阐明了其核心内容——即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推进革命的理论与实际探索。其中，理论核心便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随后演变为“继续革命”；而实践上的体现，则是“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事件。

此观点获得了毛泽东的赞同。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纂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所载，5月9日，毛泽东审阅了中央文革小组就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所提出的宣传工作意见稿，并作出批示：“提议召开碰头会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若大家均表同意，我亦无异议。”

毛泽东在《伟大的历史文件》中进一步阐述了：在社会主义阶段，尤其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否依然存在？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是否仍聚焦于夺取政权？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是否还需要革命？革命的对象是谁？革命应该如何进行？这一系列关乎理论的核心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那时并未给出明确答案。在此背景下，毛泽东同志深入总结了苏联历史的经验，并在其众多著作和指示中，以及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践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准确而深刻的解答。

列宁目睹了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曾经被打败的资产阶级却展现出比无产阶级更加强大的力量，他们时刻企图复辟。与此同时，小生产者不断涌现，滋生出新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构成了威胁。因此，为了应对这些反革命威胁并最终战胜它们，必须在长期内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别无他途。遗憾的是，列宁过早离世，未能实际解决这些问题。斯大林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实际上解决了许多潜入党内的反革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布哈林、李可夫等人。然而，他的不足之处在于理论上未能承认在整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时代，社会上依然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革命的胜负尚未有定论，若处理不当，资产阶级复辟的可能性便不容忽视。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并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矛盾，若处理不当，这些矛盾可能演变成对抗性。

毛泽东在社论末尾增补了一段话。

当前的文化大革命，不过是初次爆发，未来必然还会经历多次。毛泽东同志在近年来的言论中频繁强调，革命双方谁将胜出，这一问题需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步揭晓。若处理不当，资本主义的复辟随时可能发生。全体党员、全国人民切勿误以为经历了一两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便能从此太平无事。务必保持高度警惕，切不可掉以轻心。

正是在对“文革”胜利充满信心之际，毛泽东才决定宣布“第三个里程碑”。

毛泽东在讲话中的插叙具有深远意义：首先，他对“第三里程碑——文化大革命”与列宁所提出的“第二里程碑”进行了更为清晰、详尽的对比与分析。其次，他明确指出，“第三里程碑”的特征与标志即为“文化大革命”，且“文化大革命”之后还将反复上演。换言之，“文化大革命”是“第三里程碑”的一种常态，缺乏“文化大革命”的概念，便无法谈论“第三里程碑”的实质。

1966年8月，北京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主席台的左侧，依次就座的是：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林彪元帅、刘少奇主席、朱德总司令以及邓小平同志。

推出“第三里程碑”

在毛泽东同志的明确指示下，1967年5月23日，适逢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之际，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同志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开门见山地指出：

同志们，我们正步入了全然不同于以往的历史新纪元。这是一个以工农兵阶级为主宰的时代，一个高扬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时代。

然后，陈伯达说：

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指引下，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犹如初升的旭日，在中国大陆的土地上崛起，震撼了整个世界。

一股无比强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力量，催生了这场前所未有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毋庸置疑，这场气势磅礴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必将推动我们历史的车轮飞速前进，为全球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开启崭新的篇章。

当前所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自四十年代革命根据地时期关于文艺问题的广泛论战得以延续与深化的产物。它不仅继承了当时的思想大辩论和政治大辩论的精髓，而且在新的历史时期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些辩论的精神。同时，它也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对这些辩论内容的继承与推进。

毛泽东同志深刻汲取了苏联历史经验的教训，在其一系列光辉著作和重要指示中，以及他亲自发起并指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伟大实践中，精准地解答了这些问题。这一成就，无疑是至关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迈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在二十世纪初，马克思主义演进至列宁主义阶段。而如今，它又进一步发展到了毛泽东思想的境界。

在演讲的收尾环节，陈伯达如出一辙地复述了5月18日《伟大的历史文件》中提及的“三个伟大的里程碑”，原文照搬，未曾有任何修改。

“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将极大地推动我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并为全球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开启崭新的篇章。”

稍后，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戚本禹起身发言。他言道：

毛主席，不仅被誉为中国人民的卓越领袖，亦堪称全球革命人民的崇高楷模。时至今日，世界各地众多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同仁们纷纷赞誉，称毛主席为当代的列宁。

自马克思主义诞生至今，其发展历程可分为三个辉煌的阶段。首当其冲的是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时代，他们共同创立了这一理论体系，并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紧接着，进入了列宁主义时期。面对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列宁与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深化，成功解答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难题，尤其是在一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与实践方面。第三个阶段则是毛泽东思想的兴起。正值帝国主义走向衰败，社会主义迈向全球胜利之际，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我们敬爱的毛主席以卓越的智慧和创新的思维，成功解决了当代无产阶级革命的重大课题，尤其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背景下，如何进行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从而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我们敬爱的毛主席，鉴于苏联出现现代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的惨痛教训，结合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针对我国党内极少数企图走资本主义道路、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当权派，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系统地提出了反对反革命修正主义、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理论。毛主席亲自发动并领导了亿万群众投身于这场前所未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在理论与实践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系统阐述了反对反革命修正主义、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理论，并亲自发起并领导了亿万人民投身这场前所未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在理论与实践上作出了卓越贡献。此后的总结提炼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遗憾的是，在戚本禹的回忆录中，此事并未得到任何提及。除《毛泽东年谱》所载情况外，我们难以窥见“第三里程碑”这一提法在形成过程中的详尽细节。

本次会议由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担任主持。与会者包括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李富春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林彪通常不会参加此类群众大会，而他此次的出席，无疑彰显了毛泽东对本次会议的高度关注。翌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以醒目的红色通栏标题《热烈欢呼：世界迈入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时代》对会议进行了报道。自此，各类媒体纷纷跟进，广泛宣传世界正迎来一个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引的崭新时代，尤其是在报道军队动态时，此类宣传尤为频繁。

“自文化大革命以来，过度吹嘘，令外国人难以接受。“夸大其词，难以被他人接受。有些言论何需自行宣扬，我们应保持谦逊，尤其是对外交往时更应如此。”他并非反对“三个阶段”和“三个里程碑”的概念，而是强调这一观点需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全球的认可。在他人难以接受的情况下，过度宣传反而效果不佳。